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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认同杨老师所说的,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民众思维水平的问题。但对杨老师的想法“通过教育与传播可以提高思维水平的“东西”给大家而令到中国的健康势力能够越来越大”表示很悲观。举个很现实的例子,当我通过学习杨老师的书,拟定了一个自认为非常偏向我公司权益的卸船条款,并通过各种技巧与手段与国内某公司签约成功后,最后的滞期费争议不是通过这些条款而是两个公司的老板在酒桌上商议解决的时候,作为一个“理性人”,我是继续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还是期待着对方的思维水平也有所提高,还是顺应这个规则呢?我觉得中国普遍民众思维水平低是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规则造成的,这种坏规则不需要,甚至不允许高的思维水平的出现。而造成这种坏规则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2千多年来的儒家思想,讲“礼”,讲“情”,(这“情” “礼”现在很多还只是虚伪的),却不讲“法”。这就造成了国人先天的不爱去讲“法”。二是既得利益者允许“州官放火”,但在各种矛盾都很突出的现在,他们又不敢“不让百姓点灯”,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州官放大火,百姓放小火,大家一起在火中受着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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